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由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组编的《新时代高校优秀博物馆建筑图集》正式出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博物馆赫然入选，外景更被选为封面。然而，这座博物馆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它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一群教育人怀揣敬畏与坚守，跨越重重阻碍、凝聚多方温情的成果。其每一个关键节点，都镌刻着执着与担当；每一段过往，都蕴藏着温暖人心的细节。本文无意求全，亦不求系统，仅将记忆中几个印象深刻的关键事件梳理于此，权作纪念。

动议缘起：时代之需与空白之憾

2010年前后，我国教育领域正面临深刻的认知困境：社会层面对教育普遍缺乏敬畏之心，对教师职业的基本尊重日渐消蚀，教育仿佛成了没有门槛的“议论场”，十四亿国人几乎人人都可对教育和教师评头论足，教育的专业性被随意消解，无数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与热忱也备受冷落而黯然神伤。

更令人尴尬的是，一个拥有数千年教育文明、承载亿万家庭希望的大国，竟没有一座综合性教育博物馆。我们有能力梳理中华文脉，却缺乏一个专门的平台来系统留存教育的发展印记、传递教育的价值力量、凝聚全社会的教育共识。这份时代的偏差与现实的空白，如一颗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我动议并推动在陕西师范大学建立综合性教育博物馆的初衷。

抉择：为何是西安？为何是陕西师大？

动议提出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道看似难以逾越的鸿沟：一是校内思想难以统一，部分领导和职工心存疑虑，陕西师范大学是否有资格建设全国第一家综合性教育博物馆？二是学校基本建设任务繁重、资金压力巨大，担心建设博物馆会分散本就有限的人力与物力。

这些担心不无道理。陕西师范大学虽属国家队，但毕竟不是北京师范大学，也不是华东师范大学。不在首都北京，也不在财力雄厚的东部地区。发起建设全国第一家综合性教育博物馆，资格确实存疑。加之当时办学经费也捉襟见肘，有一段时间职工工资发放都需紧急调用附属中学、出版社的沉淀资金。若要立项建设，资金是一个十分现实而又绕不过去的坎。

面对第一道鸿沟，我们经过无数次研讨与深刻思考，最终还是坚定了这一抉择。今天看来，这份抉择里，无疑藏着大家的责任，更藏着师大人的情怀。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不仅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更孕育了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教育基因。从古代的国子监、府学、书院，到近代的新式学堂，再到当今的教育重镇，教育始终是这座城市传承有序、历久弥新的精神底色。选址于此，既是依托地域文化优势，挖掘中华教育的历史根脉，也是填补西部教育文化展示的空白，让教育的光芒照亮西部大地。

陕西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师范大学，其与生俱来的使命便是培养教师、研究教育、传承教育文化。建设教育博物馆，与学校的办学定位深度契合、同频共振，更是彰显办学特色的关键举措。它能够将学校的教育研究成果与师资优势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为师生搭建实践与研究的平台，对提升学校声誉、增强办学影响力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

更重要的是，当众人还在犹豫、观望甚至退缩，当全国范围内更有条件的机构不愿干、干不及或来不及干的时候，我深知，作为地处西部的师范院校，若能将这份责任扛起，反而意义更为深远。这直接反映了陕西师大人对国家、对西部教育的坚守、承诺与担当。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当时我们决定，将学校最好的地段用于建设教育博物馆。

这份坚守和承诺，同样体现在博物馆的设计上。我们深知建设教育博物馆意义非凡，其设计必须有前瞻性，必须经得起社会各界的评判与历史的检验。为此，我们的领导和基建部门干部四处奔走，一遍遍登门拜访，以建设教育博物馆的赤诚与执着，打动了建筑设计界泰斗张锦秋院士及其团队。要知道，张先生成名后只承接大型乃至巨型工程设计任务，从不涉足如此小体量的建设工程。是师大人的真诚，最终让她打破惯例，毅然出山，为教育博物馆倾注心血。

这段设计历程中，还藏着一个令人难忘的插曲。设计方案初步完成后，学校在雁塔校区学术活动中心组织了一场论证会，张锦秋先生和团队极为重视，全员出席。会议由当时主管博物馆工作的副校长主持，我也全程列席。不曾想，与往常一样，专家们各抒己见，言辞激烈地批评方案，场面一度尴尬。看着张先生团队略显无奈的神情，我不得不出面，讲述了学校如何三番五次登门、如何以初心打动张先生出山的全过程。随后，张锦秋先生亲自上阵，细致阐述了设计的总体考量、细节打磨以及对教育精神的诠释。当大家了解到背后的故事，感受到设计团队的良苦用心与深情，所有的质疑都化作了认可与敬佩。十五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记得，当时选定的墙体外挂材料是一种新型混凝土挂板，经特殊加工后呈现出强烈的岩石质感。张先生亲率团队为此做了无数次试验与论证，只为确保博物馆的最终呈现效果。如今，这座博物馆已投入使用多年，无论设计格调、用材品质还是内部结构，我从未听到过一句负面评价。时间证明了我们当初的坚守与选择，也印证了张锦秋院士团队的匠心。

筹款往事：烈日下的等待，失而复得的捐赠

我们深知，以陕西师范大学的影响，想在教育部直接为综合性教育博物馆争取立项，几无可能。因此，必须出奇招，即通过基金会捐赠和学校自筹，以此争取上级部门立项建设。为此，我们明确了“多方筹措、协同发力”的思路：借政策之力，以社会捐赠牵引教育部配套，差额部分由学校统筹补足。显而易见，社会资金是种子，是关键。作为校长，我带领团队踏上了奔波筹资之路，其中的艰辛与温暖，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段时间，我多方奔走，与当时主管财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校长助理、校办主任、港澳台办主任等一起，一次次联系基金会。仅在香港一次访问期间，就登门拜访了不下五家。每一次，我们都带着满腔诚意，细述建设教育博物馆的意义，也道出那份想为教育做点实事的初心。各家基金会的负责人大多对项目表示认可，也对我们这份担当给予高度赞赏，但最终都婉言谢绝，或因“更关注基层学校、贫困儿童”，或因“陕西师范大学不在其章程资助范围内”。一次次满怀希望而去，又一次次带着遗憾而归。那种挫败感，至今想来仍心有戚戚，但我们，从未放弃。

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何崇本先生。这位一生心系陕西师范大学、为西部教育做过无数好事善事的老人，在听我们讲述建设教育博物馆的初心与困境后，被我们的执着深深打动，当即表示愿意出资2000万元支持学校。其后有一个细节，我永生难忘。为与何崇本先生商谈捐赠事宜的落实，我们约定下午两点在他的公司驻地见面。彼时，我和当时的校办主任刚结束对澳门大学的访问，为了不迟到，我们拖着行李，提前近两个小时便赶到了何先生位于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的公司楼下。那天骄阳似火，公司周边竟没有一棵树，也寻不见一处阴凉。我们站在烈日下，汗水瞬间浸透衣衫，只得拎着行李在街边来回踱步，狼狈不堪地默默等待着办公楼开门。或许是老天爷也被我们的真诚所打动，那次见面格外顺利。当何先生明确表示支持的那一刻，此前所有无谓奔波的委屈与疲惫，顿时烟消云散。

然而，就在我们以为资金的难题终于迎来曙光之际，天不遂人愿，何先生的家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捐赠事宜陡生波折。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支持，眼看着就要“得而复失”。面对这一沉重打击，我们并未气馁，而是主动对接，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关键人物 — 何先生的哥哥何崇源先生身上。经多方努力，捐赠之事终又“失而复得”。在促成这一重要转折的过程中，我校一位资深处长的贡献，是师大人与校史绝不应忘记的。

这位张姓处长一生深爱陕西师大，热心公益事业，曾担任过多个职能处室的领导。在捐赠出现波折、我们一筹莫展之际，他主动站了出来，利用自己与何崇源先生的友情，写下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那封信，字字句句饱含对师大的热爱、对教育事业的敬畏，以及我们建设博物馆的赤诚，几乎能打动每一个读过它的人。正是这封信，改变了何崇源先生的态度，也让何崇本先生在摇摆中坚定了信心，最终决定捐赠1500万元。正是这笔种子资金的注入，才使我们得以正式启动教育博物馆建设工作。如今回想，这位处长的付出，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他用自己的情怀与努力，为教育博物馆的启动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馆藏由来：那些有情怀的人，那些有温度的事

馆藏是博物馆的灵魂，没有完整、系统的文物，综合性教育博物馆便无从谈起。就在我们为学校图书馆和教学院系所存教育文物零散不全、难以支撑一座博物馆而深感焦虑，甚至开始怀疑这条路是否走得通的时候，一个个温暖的契机、一个个有情怀的人相继走进了我们的视野，用他们的坚守与奉献，为博物馆构建起完整而珍贵的馆藏体系。

第一个让我们感动不已的，是辽宁民间收藏家詹洪阁先生。我们偶然得知这位民间人士几十年来执着于教育文物的收集与收藏，便立即安排相关部门发出邀请，希望他来陕西师范大学举办一场教育文物展览。展览期间，校内师生和社会各界反响极佳，大家都被那些承载着教育记忆的文物深深打动。一个傍晚，我特意抽出时间，带着几位关键岗位的同事仔细参观了这场展览，认真聆听詹先生讲述每一件文物的来历和收藏背后的故事。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被深深感动和震撼。原来在民间，还有这样一位有情怀、有眼光、有坚守的人，为收藏教育文物，他几乎倾尽了家里所有的资金，三室居所没有一处闲置，全部被这些教育主题藏品占满，他的生活也始终围绕着教育文物这个轴心运转。这份执着与热爱让我泪目，当即表态：只要詹先生愿意将家藏的教育文物捐赠给陕西师范大学，学校可以给他一个正式岗位，聘请他出任教育博物馆馆长，安排他的孩子在师大附属学校入学，他夫人的工作也会予以适当安排。此外，学校还会为他们全家无偿提供一套住房。我只想用最大的诚意回报他的坚守，也让他的收藏事业能够长久延续。

詹先生被我们的真诚深深打动，他表示会认真考虑，因为这正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 —— 让自己的教育主题收藏有一个好的归宿，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文物背后的教育故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大连人与我们西安人一样，有着浓厚的故土情怀，詹先生的太太、父母坚决不同意离开大连，不愿远离家乡。一边是毕生的收藏事业，一边是家人的期盼，詹先生万般无奈，只能婉拒我们的好意。为此，他深感愧疚，反复表示一定会另寻他途，为学校的教育博物馆建设出一份力。

经过反复沟通与商量，詹先生最终决定向学校无偿捐赠800件能够完整反映现代教育在中国发展历程的教育文物。为挑选出最具价值的文物，学校专门派出专家组远赴大连，与詹先生一同逐件筛选。考察过程中，专家们彻底被震撼了 — 詹先生收藏的文物品种之丰富、数量之庞大，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或许是被詹先生的慷慨与真诚打动，我们的专家们也变得“有些过分”：起初希望将捐赠文物数量从800件增加到900件，临走前又软磨硬泡，恳请詹先生再增加100件，凑成1000件。令人感动的是，詹先生虽有不舍，还是答应了。考虑到詹先生为教育文物收藏所付出的心血与奉献，学校专门召开会议，决定从何先生的捐赠中划拨100万元奖励詹先生，以此感谢詹先生及其家人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博物馆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

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西北大学那位已到耄耋之年的杨绳信教授。老先生出身教育世家，毕生投身教育事业，手中珍藏着一批极为珍贵的政府文书、文件原件。那是清末民初现代教育在陕西经官方部署、落地并逐步发展的真实记录，堪称研究西部现代教育起源的“活化石”。及至晚年，老先生忧心忡忡：这些纸质文物终究逃不过老化、损毁的命运，而后辈们未必能像他那样懂得这些文物的珍贵意义。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为这些文物找到一个能永久保存、能发挥其价值的归宿。

更让老先生煎熬的是，他的曾孙女只有大专文凭，毕业后在西安就业屡屡受挫，全家为此愁眉不展。万般无奈之下，老先生放出话来：谁能解决他曾孙女的工作，他就将这批珍贵文物捐赠给谁。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度重视，立即委派主管人事工作的校领导带人登门拜访。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核实这批文物的真实性与价值，二是了解老先生曾孙女的具体情况。

拜访之后，我们的领导和专家们一致反馈：这批文物堪称“绝品”，史料价值极高，若能收藏入馆，几乎可称得上“镇馆之宝”；而老先生的曾孙女为人懂事、踏实肯干，只是学历稍低，并非能力不足。得知这一情况后，学校领导层交换意见，形成共识，安排人员将老先生捐赠文物的相关事宜及双方达成的协议进行公证，公证生效后，第一时间落实老先生曾孙女的工作。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位姑娘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出色，不负老先生和学校的期望。而那批珍贵文物，在文物保护专家的精心处理、妥善修复后，已经被郑重收藏于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博物馆，成为馆中最耀眼的珍品，静静诉说着陕西现代教育的萌芽与成长。

经过多方持续努力，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博物馆形成了一个基本陈列（从庠序之学到现代学校 — 中国学校教育展）和三个专题展（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展、港澳台地区教育史料展和教育教学用具专题展），教育文物收藏多达2000余件，其中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刻本的《十三经注疏》335卷、清同治六年酉阳州属礼房刻本的《四书正本》19卷等，都是存世不多的善本，弥足珍贵。可以自豪地说，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博物馆已经能够比较完整地向人们展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教育发展史。

无声的丰碑：一座博物馆的精神底色

如今，教育博物馆早已安静地矗立在西安这片厚土之上，矗立在陕西师范大学的校园一隅。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也不仅仅是一座展示教育历史、传递教育价值的殿堂 — 它是无数校内外有识之士用初心、用坚守、用温情铸就的精神丰碑。那些奔波劳顿的日夜，那些峰回路转的瞬间，那些不计得失的奉献，都已悄然沉淀，融进了博物馆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之中，藏进了每一件文物的纹理背后。它们不说话，却胜过千言万语；它们静默如初，却足以让每一个走近的人感受到温度。于我而言，这座博物馆早已超越了物化的存在。它是陕西师范大学一份沉甸甸的记忆，是这片园子里一代人对教育最深情的告白；它也终将融入中国教育的历史长河，成为其中一段温暖而动人的佳话，留给后人，留给时间，留给所有相信教育力量的人。

备注：（1）我虽竭尽全力尊重事实，但往事已久，难免有疏漏之处。若有不当，恳请批评。（2）何崇本先生对陕西师范大学的资助，对陕北佳县的支持，其实早在我出任校长之前便已开始。这一切的缘起，要深深感谢我的前任赵世超校长，以及中山大学的陈春声教授（后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等领导或朋友。我接任之后，与同仁们一同将这份沉甸甸的情谊延续下来，并在岁月中让它愈发深厚。在我任职期间，何先生给我校捐资修建了崇鋈楼，设立了多种奖学金、助研基金，在陕西乃至西部地区的捐赠项目也日益丰富，支持的范围不断延展。何先生与家人生活朴素、行事低调，不为名、不为利，凡接触过他们的人，无不为之深深动容。因本文主题所限，我无法在此尽述心中对何先生及其家人的无限感激。（3）教育博物馆的设想，其实还与我校“妇女文化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建设过程中的人和事息息相关。屈雅君教授、臧振教授等人在两个特色博物馆创建过程中倾注的心血与努力，始终深深打动着我、激励着我。（4）还有一件事需要补记。彼时，我和我的搭档 — 校党委书记甘晖同志，共同给刚刚卸任总理职务的温家宝同志写了一封信。我们向他汇报了陕西师范大学对教育的思考、对教师培养的探索，特别是我们正在筹划建设教育博物馆的情况。家宝同志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支持基础教育，尤其是边远地区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他在回信中，不仅高度肯定了我们的工作，还表示将择机造访，并愿为我们的教育博物馆题写馆名，可惜后来未能实现。（5）本文成稿过程中，承蒙多位时任与现任领导、同事的热心帮助，谨致谢忱。写作时，我也借助了DeepSeek、豆包等人工智能工具，特此说明。

房  喻

2026年3月24日初稿于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

2026年4月12日定稿于重庆科学会堂华邑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