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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刚丨我的大学 我的恩师

发布日期:2026-08-19 作者: 来源: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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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汉中到陕西师范大学

二、初见恩师

三、叩门

四、入室

五、地震那一课

六、师之严

七、人在加拿大,心在师大

八、西交前沿新征程

九、感恩恩师

时间确是一件奇妙的事物,不知不觉间人生已走过四十余载。古人说“四十不惑”,可真到了这个年纪,却发现诸多往事反而日渐模糊,不复从前那般清晰。近来喜读回忆性文章,吉林大学的《闻雁集》、复旦大学的《旦苑晨钟》,其中每一篇我都细细品读,读来饶有兴味。或许是时间的缘故,那些文字总在催促着我去回望自己走过的路。今年恰逢恩师房喻院士七十华诞,更坚定了我用浅薄文字记录下那些过往的决心。文字或许简朴,可真到了提笔之时,竟不知从何写起,那就将思绪拉回到二〇〇一年的那个秋天吧。

一、从汉中到陕西师范大学

我于一九八二年出生在汉中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人生的前十八年波澜不惊,我在汉中度过了一个完整而幸福的时光。彼时对科学并无太深的概念,或许是因为身处小城的缘故吧。初高中期间,我深受外公的影响。外公生于一九二八年,平反后在一所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可以想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操着一口还算流利的英语,那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多年以后,当我听房老师讲起他为何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时,心中骤然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共鸣。原来我们进入同一所大学的缘由,竟如此相似,都是受一位从事教育事业的亲人的影响。

二〇〇一年的那个秋天,父亲母亲陪我从汉中来到西安。至今仍记得那是一个夜晚,同样不常远行的父母与我一样,显得略有些局促与紧张。火车傍晚出发,清晨七时许抵达西安,我们一家三口拖着沉重的行李走出西安站。依稀记得学校的学长学姐接应我们,拖着重重行李坐上了学校迎接新生的校车,将我们带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如今的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当地俗称“吴家坟”的地方。一进校门,映入眼帘的景象与我想象中的大学并不一致。陕师大确是一座优美、庄重而古朴的学府,可那天走到学子食府门口时,天空正飘着小雨,门口尚在维修,未能赶在开学前竣工。那一片泥泞的工地,让我瞬间对大学生活产生了强烈的落差感。我想,我的大学不应如此,我的大学应是电视剧、电影里那般模样。所幸学校为我们分配的寝室相当不错,应是当时校区内最好的宿舍,上床下桌的四人间。和舍友胡云贺、李颖之简单交流后,我在陕师大的第一天开始了。

办完入学手续后,当时的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将到校的家长们聚到教学七楼二层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十分特殊的家长会。我并未参加,这些皆是后来听父母口述的。在他们的描述中,有一位院士为他们做了一场非常亲切的报告。说实话,父母并未描述得很详细,我并不知当时讲了些什么。大抵是入学半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位院士便是我们敬爱的高世扬院士。十分遗憾的是,在我读大二期间,高院士不幸辞世,未能当面聆听他的教诲,是我人生的一件憾事。毕竟,他是我人生中认识的第一位院士,亦是我父母见过的第一位院士。

开学后的军训,让我对这所大学有了别样的感受。我记得开学两周之内,学子食府便已完全落成,我们军训之余便有了可口的饭菜。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陕师大的食堂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吃在师大”的美誉绝非虚名。

大学时光过得飞快。初入课堂,依稀记得马别厚老师等一群老教师用浓厚的关中话授课,班上大半同学都不大听得懂老师在讲什么,但依然觉得老师们激情洋溢、投入至极。渐渐地,许多同学都开始学习关中话。如今我这一口半生不熟的关中话,大抵便是那时练就的。同窗情谊与知识浇灌,使我很快适应了学校的生活。我的几位挚友,洪波、杨保林等,我们十分喜欢到学校的各处走走,去了解这所大学的底蕴、文化,以及它的每一个角落,图书馆、体育馆、电影院、大礼堂。我们也渴望认识每一位师长。说起来也奇怪,入校将近一年时,我们几个朋友竟从未谈论过校长是谁,仅是在开学典礼上远远见过一面。当时只道是寻常。在吴家坟这片美丽的七百余亩土地上,我愉快地度过了一年多的光阴。

二、初见恩师

大学生活过得很快。在求学的日子里,有挚友相伴,我也认识了晏妮,陪伴我至今的妻子。我们尽情享受着大学的美好时光,那时我们高谈阔论,谈理想、谈未来、谈今后要做的事。正是“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的年纪。

青春大抵都与酒有关。我与几位挚友—洪波、杨宝林、李召虎、田巍等—时常聚在一起,一两瓶啤酒、一盘花生米,便可畅聊至深夜。操场边、下了班的餐厅里、宿舍中,常常是诗酒趁年华。然而我们最喜爱的地方,是学子食府后面的曲江流饮。那里有一方不大不小的池塘,几座石凳,几座假山,虽小巧,却是我们最爱相聚之处。夜晚,我们以几瓶啤酒、几碟小菜,便可从当日课堂的趣事、新学的知识,一直聊到未来,聊到各自的理想。

除去在开学典礼等极远距离的场合之外,我几乎对恩师房喻老师没有太多印象。记得是二〇〇三年六月的一个深夜,将近零点,我与洪波、宝林三人刚从晚自习出来,一人手提一瓶啤酒,坐在曲江流饮,正享受着青春时光。突然,洪波抬手一指:“看,那是我们的校长!”

那一幕我至今铭记于心。一位身材高大、英气逼人的先生,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夹着一只公文包,从我们身旁疾驰而过。那夜的灯光格外明亮,这点要感谢师大,校园里的用电从不限制,夜晚总是灯火通明,或许也与女生较多有关吧。借着明亮的灯光,洪波指着那位老师说道:“这就是咱们的校长,化学系最杰出的学者,房喻校长。”

彼时我竟不甚清楚校长是谁,只知化学系有极厉害的科学家。此后半个多小时,我们的话题始终围绕着房老师,用各自并不准确、零零星星的见闻,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房喻老师。“高山仰止”,大概便是我们当时唯一的心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明白,那个深夜骑车远去的身影,本身便是一堂无言的人生课。

人生便是如此奇妙。有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我对房老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这位深夜才返家的校长、科学家究竟在做什么。当然,也可能是随着时光流逝、年岁渐长,在多种场合有幸多次聆听房老师的演讲,对房老师有了清晰却又模糊的印象。但那时尚未有任何想法,或者说,并不觉得人生能有怎样的幸运,可以与房校长近距离接触与交流。

三、叩门

大学时光飞逝,转眼便到了二〇〇四年,也就是大三下学期。由于自己大学期间较为贪玩,未能获得保研资格,我们几位朋友开始商议毕业后的出路,是否要报考研究生。二〇〇五年本科毕业时,作为陕师大的毕业生,工作尚不难寻,家人也觉得可以安安稳稳寻一所中学任教,平平淡淡过完一生。但在那个夏天,我突然不想那么按部就班地过一辈子。于是,在晏妮和几位朋友的相互鼓励下,我们决定考研,我也确认考本校,晏妮考中国科学院。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我竟懵懂地不知提前与导师联系,只是自己打开课本埋头复习。

二〇〇四年冬,我们参加了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同时,也申请了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我将在高玲香老师课题组进行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晏妮则在李宝林老师课题组做本科论文。那时我知道有同学已进入房老师课题组,心中不免生出几分羡慕。

转年至二〇〇五年春,甫一开学,我们便得知了考研成绩。考取本校相对容易,我取得了材料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遗憾的是,晏妮没发挥好,无缘中国科学院,她斗志不灭,决定再考一次。那时我已收起玩心,将大量时间投入本科毕业论文之中,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碳酸钡纳米电流体的相关工作。我很喜欢做实验的感觉,很庆幸自己选择了考研。当然,这要归功于高玲香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在那段时期,我与高子伟老师以及他的老师王冀英先生相识,他们都对我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考研成绩公布后,紧接着便是面试。我们当时是先考试、后选导师,与导师双向选择。一日,我与高玲香老师闲谈,高老师说:“这都是可以双向选择的,你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其他研究方向和老师。”或许是因为得知自己考了第一名的缘故,我不禁想,是否可以去其他课题组看一看?恰逢有同学在房老师课题组做本科毕业论文,听了他们对课题组的简要介绍后,心中便萌生了这个念头。

虽然我在师大已生活了近四年,但对科学研究这一领域并不十分了解。在同学的介绍下,我得知房老师课题组有一位高莉宁师姐,实验室的诸多事务多由她操心。于是我壮着胆子,与晏妮一同在楼下等候这位高师姐。那天我十分冒昧地上前自我介绍:我是今年的毕业生,刚参加完考研复试,想询问是否有机会加入房老师的课题组。后来我才知道,每年报考房老师的学生人数相当多。高师姐问我考得如何、以往学习成绩怎样。对以往的学习我并无多少信心,但对于考研结果,我还略带得意地说:“我还不错,考了第一名。”不料师姐当头一句话便让我心凉了半截,她说:“房老师这几年,第一名向来不收。”

我心中十分不解:这是为何?即便如此,我还是厚着脸皮请师姐向房老师转达我的信息。我心想,无论如何也值得一试,这或许是我人生中为数不多的一个优点吧。后来有一天,房老师叫我和另一位考取他研究生的李慧慧—后来亦是我的同门—到办公室做简短交流。十分奇怪的是,至今我只记得有过这样一次会面,却全然忘记了房老师与我说了些什么,大概是当时太过紧张了。我只记得房老师告诉我,他不招第一名,是因为他在担任行政职务,不能每次都把最优秀的学生招入自己课题组。但可能我当天还是个精神小伙吧,房老师说他会考虑考虑。其余的我当真毫无印象了,也许人紧张到极点时,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选择性遗忘。

过了一段时间,房老师终于同意接收我为他的研究生了。我的去向确定后,晏妮也决定再次考研,并且也要考入房老师门下。这一心愿在第二年顺利实现。得知房老师接收我后,我心中既无比紧张,又万分兴奋。同时,我也对高玲香老师满怀愧疚,由衷感谢高玲香老师给予我机会,让我顺利完成本科论文。二〇〇五年暑假,陕师大正在筹办IUPAC物理化学卫星会议,高子伟老师担任会议秘书。因我在高玲香老师课题组做本科论文时表现尚可,高子伟老师则让我做了他的秘书。正是在那段筹办会议的日子里,我才真正与房老师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可以说也是从那时起,我见到房老师才不再那般胆怯与羞怯,也有了简短的交流。

彼时我不过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混迹于秘书组做些最基础、最琐碎的工作。但那时我看到房老师课题组的各位师姐,她们在会议上忙碌工作但都游刃有余,令我艳羡不已。我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像她们一样,在学术会议上承担一些工作。那次会议令我大开眼界。我见到了田中群院士、任斌老师,多年后我还与任斌老师忆起这段往事。他或许是我在校外结识的第一位大师了。我还见到了世界级的学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撰写了经典教材《Physical Chemistry》的牛津大学Peter Atkins教授。看着房老师与这些世界级学者亲切交流,心中对房老师的敬仰之情愈发深厚。在那次会议上,我也认识了房小华,当时她还是一个高中生。我特别羡慕她能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这些国外教授交流,后来才知晓她是房老师的爱女。我被指派与她以及几位研究生一起,陪同这些世界级学者前往兵马俑博物馆参观。小华负责沟通交流,我则负责办理各项手续。与华华顶着烈日、背着大袋饮用水的画面,至今历历在目。

四、入室

二〇〇五年八月,因本科即在师大就读,我不过是简单地从一栋楼搬至另一栋楼,便提前加入了实验室。从那时起我才逐渐与房老师有了更深接触。由于心中始终对他充满敬畏,不敢大声言语,听不懂房老师口中的各类学术术语,不明白他与师姐们讨论的科学问题,更无从知晓如何设计一个实验。

记得有一天,房老师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房老师办公室的格局,在我印象中多年来从未改变,里外是一个套间,里间是办公室,外间是一个小会议室。外间那张会议桌,从我初次踏入房老师办公室便已在那里,如今仍安放在陕师大新概念传感器与分子材料研究院房老师的办公室中。每次坐于此处,心中都不禁感慨万千。

在那隔开的小会议室里,房老师交给我人生中第一个研究课题,也是此后我几乎无法绕开的一个关键词。他要我做共轭高分子(conjugated polymers)。一听到“polymer”已颇感头疼,再加上一个全然不解的“conjugated”,心中实在紧张不已。房老师耐心地为我讲解,大约有一个小时之久,讲述了共轭高分子为何物,也教会我如何查阅相关文献、如何研读一篇论文。这大抵是我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科研第一课。

十分幸运的是,彼时房老师坚持亲自为我们讲授荧光原理课程,也让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本英文教材,Lakowicz教授的《Principles of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因是房老师学生的缘故,实验室的高师姐给我们每人发放了一本英文教材。我们满心欢喜地接过这本书,翻开后方才发觉阅读起来是何等艰难。但正因是房老师亲自讲授的课程,我们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那时我们研究生班人数不多,通常仅十人左右,可因房老师授课的缘故,那门课竟有二三十人之多。因我是房老师的学生,相关材料的整理、上课时间的安排等,均由我负责。

房老师的课极有意思。他虽发了《荧光原理》这本教材,但上课所用皆是亲自撰写的讲义,从来都是从板书开始。这对我冲击极大,满黑板的英文基本原理,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那可能是我记得最认真的一本笔记了。次年,我将这本笔记交给了后来修读此课的晏妮同学。彼时房老师已是陕师大校长,但据我所知,这门课他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堂。为学好这门课,我摸索出一个小小的诀窍,在此不妨分享一二,这也是我常对自己的学生讲起的。进入实验室后,为了弄懂这些知识,直接啃读英文原著显然力有不逮,自己英语基础薄弱,也缺乏啃完那本大部头的恒心。于是我便找来高莉宁师姐、丁立平师姐的硕士论文,将房老师的讲义、师姐们的毕业论文放置于宿舍床头,每晚回到寝室便细细研读。我自幼读书便信奉一句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明白了课题组在做什么研究、为何要做这些研究、以及如何去做这些研究。

在此之前,高莉宁、丁立平、吕凤婷、张淑娟、亢建平、胡静几位师姐均集中精力研究多环芳烃,芘(pyrene)是实验室最常用的荧光基团。而我接手的共轭高分子,不仅对我而言是全新的,对整个实验室来说也是从未涉足的方向。房老师以极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为我选定了这一课题,从共轭高分子的原理与发展历程,到与爆炸物检测相结合,再到如何制备薄膜,有太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学习、去认识。

那时,房老师因行政工作繁重,周一至周五白天几乎无法长时间来实验室,唯有中午偶尔会来,每日傍晚下班后则会从师大人称为“白宫”的行政楼来到实验室。多年以后我才得知,房老师当时推掉了无数邀请,只愿将仅有的时间留给实验室。大学时期,自己十分贪玩好动,每日下午多半不是在运动,便是与朋友们嬉闹。进入实验室后,见房老师如此勤勉敬业,或者说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一些,我便告诫自己,务必改掉那些不良习惯。从那时起,我坚持中午不回寝室,困了便在桌上伏案小憩;每日傍晚六时或更早去吃晚饭,餐后尽快返回实验室工作。未曾想这一习惯,多年后被房老师反复提及。我想,这不过是受房老师感召而做出的一点小小改变。或许也正是这些细微的改变,使我在科研道路上得以坚持走下去。

那段时间,房老师极其忙碌。彼时有师姐赴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实验室的一些杂务与公共事务,我便承担了许多。如今想来虽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我想自己已真正将实验室当作自己的家了。这一点说来简单,但我以为,这是我对现在学生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在共轭高分子方向上,房老师为我设计了聚硅烷、聚噻咯、聚苯乙烯撑等几个研究课题。彼时我全然不知如何进行无水无氧实验,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无水无氧操作。房老师便请来刚从德国归来的张国防老师,手把手地指导我。至今我仍十分感念张老师的帮助,是他帮我搭建起第一套无水无氧装置,教我如何干燥溶剂。如今学生们已普遍使用超干溶剂,科研条件确已今非昔比。

然而我仍在科研上走了不少弯路,始终未能取得理想的成果。为了赢得充足的时间,我于二〇〇七年参加了硕博连读答辩,直接由硕转博。在那次答辩中,也结识了后来成为我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同事兼好友的妥建清同学,他的导师是尤西林先生。同年,同级的李慧慧同学在房老师指导下顺利完成硕士学业后,获得了赴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有人常说“对比才是痛苦的根源”,此言虽有待商榷,但彼时的心境确是如此。目睹同学出国深造,在那个年代,很难说我的内心是平静的,应该说有着不少的波澜。

五、地震那一课

二〇〇八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那一年发生了诸多大事,北京奥运会的举世欢腾,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我印象最深的,仍是汶川大地震。

因我们地处西安,受汶川地震波及的影响十分强烈。那时我已是博士二年级,算是课题组中高年级的学生。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房老师仍为研究生讲授荧光原理课程。课程安排在陕师大七号楼六层的会议室,下午二时三十分开始。六层会议室是当时学院条件最好的会议室,许多学术会议均在此举行。即便如此,向来严谨治学的房老师查看了会议室的投影仪后,仍让我取来课题组的投影仪,因为效果更佳,那时房老师已开始采用PPT配合板书的方式授课。房老师交代的事,我向来置于首位。下午两点我便抱着投影仪来到会议室,迅速而熟练地架设调试完毕,便在教室等候房老师。看着学生们陆续入座,我不禁想起自己当年听课的情景。后来才得知,我的师弟彭浩南,正是当时听课的学生之一。我喜欢坐在教室后排听房老师讲课,但那时房老师总会“无情”地将我赶出去,让我回实验室做工作。

房老师有一个习惯,每次上课都会提前至少十五分钟抵达教室。那日两点二十分左右,房老师来到教室,开始与学生交流。查看完设备无误后,我就下楼返回六号楼的实验室。途中,忽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事实上我一时尚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有人高喊了一声“地震了!”彼时脑中只有一个念头,立刻冲上楼梯奔回教室。到了教室门口,见房老师正站在窗边向下张望,想要看看外面的情况。我大喊一声“地震了!”房老师当即喊道:“让学生们先走!不要坐电梯!”这句话令我终身难忘。我知道房老师习惯电脑从不离身,便顺手拿起房老师置于桌上的笔记本电脑。房老师组织学生们有序撤离教室,他自己才最后一个离开。我们的七号楼据说是苏联援建的,已有数十年历史,楼梯还是悬空式结构。房老师与我并肩走在最后,整个楼梯上只有学生们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无人言语。楼梯上如乘坐在摇晃不已的船上一般,我搀扶着房老师,心中不知会有怎样的结果。短短一两分钟,心中激起万千思绪,但与房老师在一起,心中便有莫大的勇气。所幸,我们的楼梯经受住了考验。后来才知,那次地震确实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不仅在汶川,西安亦同受波及。

下楼之后,房老师立刻奔赴行政主楼。我则茫然地立于楼下。此后之事,众人皆心有余悸。在学校的统一指挥下,整个校园开始了有条不紊的恢复工作。房老师也第一时间安排对实验室进行全面安全检查。那也是我那几日接到的房老师唯一的指示。心中常想,为何彼时会做出那样的决定?或许便是房老师平日里的言传身教,以及我对房老师发自内心的敬仰使然吧。

六、师之严

此前总以为房老师既是校长,又是大科学家,应该没有什么烦心之事。后来在共餐时听房老师谈起,才知背后有诸多艰辛。房老师有一个习惯,周六周日只要不出差,便会在实验室待着。中午则喜欢让我们去附近带几个简单的小菜,他自己掏钱为我们改善伙食。这也是我们那时极为享受的一件事,与房老师共进午餐,还是房老师请客改善生活。用餐时,听房老师谈论科学,偶尔也会说起学校发展中的一些往事,才知道房老师在学校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诸多不易。那些往事在房老师近年来撰写的几篇文章中,我读来别有一番感触,或许也是因为在那些共餐的时光里,曾亲耳听他讲述过的缘故吧。

我们有时工作并不够努力。记忆中我曾见过房老师两次大发雷霆。一次是吕凤婷师姐,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彼时带我们一同去团建,其实就是外出聚餐,整个实验室的人都出去玩了。房老师来到实验室,发现空无一人,十分生气,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都不敢接听。如今回想起来真是愚钝,那一次恐怕当真触怒了房老师。次日中午,房老师从行政楼下班后,召集我们到会议室开会。从未见过房老师发那般大的脾气,我硬咬着牙接受批评,眼见吕师姐已泪流满面。那时我们尚不甚理解,如今自己做了老师,方能体会房老师当时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虽然后来我们都十分努力,但科研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我从二〇〇五年进入课题组,直至二〇〇八年,学术论文仍未发表。记得某个周末的中午,房老师为我修改论文,询问上周交代的实验我是否完成。我以种种理由推脱。当房老师问到第三、第四个实验,问我是否补做了,我都回答“没有”时,在某一瞬间,我分明感到房老师想要举起手,如同要教训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当时十分害怕。人生便是这般荒诞。那时我用的是一部直板手机。或许是上午房老师与我通完电话,中午我不敢去吃饭。房老师工作至一点半左右欲稍作休息,我这才将手机揣进口袋准备去吃饭。谁知鬼使神差地触动了回拨键,给房老师拨去了电话。手机在口袋里,我浑然不觉。房老师听我未出声,挂断后回拨过来,我又将手机调至静音,未曾接听。房老师或许担心我内心脆弱,生出什么意外。孰料那时我正闷头吃着一大碗面,如今想来既滑稽又愧疚。等吃饱喝足拿起手机,看到房老师数个未接来电,急忙跑到房老师那里,自然免不了一顿严厉的训斥。那时或许不仅是我的不懂事,更是老师对学生安危的深深牵挂。自那以后,我基本再未惹房老师生气,这或许便是自己成长的标志吧。

后来我成了实验室的大师兄。杜海英、王红月、彭浩南、张荷兰、崔红等几位师弟师妹相继加入,课题组由此步入更快的发展轨道,此后便日益顺利。多位师弟师妹在房老师的鼎力支持下,均直接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我仍留在实验室跟随房老师从事基础研究,也在爆炸物探测仪的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二零零八年实验室从七号楼迁至六号楼,二零一一年从六号楼迁至长安校区的致知楼,我皆是主力,完成了实验室的历次搬迁。

至二〇一一年前,许多师弟或同门均在国外求学,晏妮也于二〇一〇年赴美国乔治城大学进行联合培养。博士毕业之际,或许因自己表现尚可,我非常希望能留校工作。彼时与我们合作多年的辛云宏老师向我提供了一个如今看来仍属不错的机会,留校任职。当我兴冲冲地将此消息告知房老师,表示想留在实验室或担任讲师时,不料房老师断然拒绝,更将为我提供机会的辛老师也一并批评了,至今仍让我心中十分过意不去。房老师给我指了一条路:人生须有更高的追求,必须去从事博士后研究。这也彻底断绝了我留校担任讲师的念想。眼见同级同学成绩尚不如我,且我身为校长的学生,竟无留校机会,心中不免有些失衡。时至今日,才明白房老师的一片苦心。

联系博士后的过程颇为艰难。最终拿到数份offer后向房老师汇报,房老师也让我学到了一个单词,因房老师要求我们每次给他写信须用英文。记得当我向他汇报几个offer时,他的第一句话是:Don't be silly. Go to Canada。我方首次知晓“silly”一词。于是毅然决定,前往加拿大从事博士后研究。

时光飞逝。二〇一一年六月,我迎来了博士论文答辩。房老师特意邀请江雷院士担任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我心中既惊喜又忐忑。邀请大家来主持答辩,自然是对我博士工作的认可,但同时也带来了极大压力。众所周知,江雷老师是一位极为严格的科学家。答辩当日,他提出了若干颇具深度的科学问题,着实令人难以招架。所幸对于自己的博士论文还算熟悉,终归有惊无险地完成了答辩。

七、人在加拿大,心在师大

毕业之后,稍作调整,便赴北京办理签证手续。手续办妥后返回学校,又开始了实验室的再一次搬迁,从吴家坟迁往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匆匆一两个月,终在开学之初完成了实验室的整体搬迁。每年九月二十八日,房老师都会与学生们聚餐。二〇一一年的聚会安排在大王村,彼时那里是陕西最为热闹的农家乐。那晚气氛格外欢愉,房老师与大家说了许多心里话,自然也给了我不少勉励。

翌日清晨,我拖着两只大行李箱启程前往加拿大。我在师大还留下了数个自本科起便积攒下来、虽不值钱却承载着无数情感的物件,约有三大箱。那时的我仍想着日后定会回到师大,便郑重其事地将这几箱物品托付给师弟们,心想一两年、两三年便能归来。本科同窗李召虎,以及实验室的几位师弟师妹前来送行。自此,我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旅途。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如此长时间的飞机。

我做博后的学校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位于加拿大西部的埃德蒙顿,留学生们戏称为“爱屯”。碰巧的是,我们实验室的彭军霞师姐也在该校做博后。她将在我抵达的那个周末出站回国。于是,我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她留下的宝贵的财产,大到她的房间,小到她的锅碗瓢盆,让我初到异乡也能从从容容。我的博后合作导师是Eric Rivard,一位年轻的教授。他与我简短交流不足十分钟后,便在那块黑板上写下了我要做的第一个化学反应。当然,做过实验的人都明白,这样的反应,往往难以一次成功。

在加拿大的日子颇为单调,却也十分充实。彼时重新开始,置身于全然陌生的环境,就用实验来充实自己。我记得他们开组会并不使用PPT,完全以板书进行。这有其益处,便是迫使你对自己的研究内容了然于胸,画基团、描轨道之时,都令我受益匪浅。但其不足之处亦显而易见,讨论并不十分充分,因为许多实验细节并非用手绘所能呈现。我仍习惯国内以PPT汇报的方式。虽然起初大家都很不适应,但最终也逐渐接受了PPT汇报的形式。自此,Eric Rivard课题组也开启了PPT汇报的先例。

我在实验室还是十分幸运的,有一位同样来自西安的同乡康乐同学,他亦是西安人,在普渡大学完成学士学位后,来到加拿大Eric Rivard课题组攻读硕士学位。毕竟他在国外生活多年,接受过国外的本科教育,英文娴熟程度远胜于我。实验室的诸多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以及药品的采购事宜,我均在他的帮助下学习掌握。彼时Eric Rivard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是无机化学,并不使用柱层析分离技术。我的新课题是金属有机化学方面的,需要用到很多有机化学实验操作。而过柱子在房老师课题组乃是一项基本操作,我便将这一技术完美地带了过去,也教会了实验室的同学们。与之相应,我亦在他们的实验室学到了真正的无机化学,诸般严格的无水无氧操作、长单晶等一系列技能。

我时常忆起,在加拿大的许多交情,皆是以咖啡浇灌而成的。我本人并不喜饮咖啡,但得益于国内各种环境下的熏陶,我深知获得他人帮助至关重要。那么两三加元的咖啡,便成了沟通最好、亦最简洁的桥梁。无论是与实验室几位在读硕士、博士,还是与类似国内分析测试中心的几位友善的工作人员,常常以一杯咖啡为开端,便能在亟需数据时获得及时的帮助。这或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加拿大的一点“渗透”吧。

在加拿大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我依然争取每月都有一次机会向房老师汇报工作进展。我提前准备好ppt,先让实验室的师弟们连好视频,待房老师上线后,便向他简要汇报。那时房老师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加油,一定要好好干,干出一番样子来,将来报效祖国。”我便憋着这股劲,我在Eric Rivard课题组工作了两年半之久。

在此期间,二〇一二年十月,晏妮在美国联合培养两年之后,回到房老师课题组。二〇一三年六月她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随后追随我亦来到加拿大。彼时在长安大学工作的高莉宁师姐早晏妮一个月,同样来到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从事访问学者研究。我们三人在加拿大互帮互助,生活和工作也都很顺利。

此后,我又转至Jillian Buriak教授课题组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小马儿何妍希来到了我们身边。那段时光虽辛苦,如今回想起来却无比怀念。说实话,这些年始终觉得有愧于Jillian Buriak教授,在那段时日我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家庭上,以至于至今未能与Jillian Buriak教授有合作论文发表,亦是人生中不小的遗憾。虽然此后Jillian Buriak教授来华访问时,我亦曾全力接待,心中始终感念她对我和家人的关照。

二〇一四年底,国家人才引进青年项目的申报工作启动。在殷亚东老师多次长时间的电话沟通与鼓励下,我下定决心加入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简称前沿院),依托该校申报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说实话,彼时我信心并不充足。但无论在材料准备还是方向把握上,房老师都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提交完申报材料后,便是漫长的等待。因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冬季极为寒冷,晏妮也要回国找工作,二〇一四年十一月,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晏妮独自带着刚满百天的小小的何妍希,历经二十余小时的长途飞行,回到汉中,回到我们的家乡。由于我的签证的问题,不能同行,她俩那段旅程委实艰难无比。

记得是二〇一四年十二月的某个夜晚,我忽然收到邮件,通知我参加国家特聘专家青年人才计划答辩,时间定在二〇一五年一月。彼时,我心中既紧张万分,又对国内答辩形式不甚明了,便匆忙开始了PPT的准备工作。颇为遗憾的是,历时近四年的博后期间我竟未曾回国一次,如今终踏上了回国的航班。甫一抵达,便前往西安交通大学与领导简短会面,随后立即奔赴陕师大。见到房老师,倍感亲切。房老师为我安排了一场极为正式的学术报告。如今回看,那份PPT在我讲完之后,房老师沉默了好几分钟,这是极少出现的场景。最后我看得出来,因我刚刚回国,他极不愿批评我。但他仍十分委婉地指出,那话语至今清晰如昨:“何刚,你的PPT报告水平退步了。”我想,业精于勤,荒于嬉。或许正是那几年在加拿大缺乏良好的锻炼平台,加之自身英语表达欠佳,不善于正式的学术陈述,这项能力便逐渐有所退步。

此后,在房老师的指导下,在师弟师妹们的全力协助下,我艰难地完成了PPT的修改。期间,交大的老师们也给予了许多指导。当最后一版试讲结束后,交大的一位老师给予了高度评价,也令我增添了不少信心。在北京顺利完成答辩,归来时得知自己成功入选了这一项目,心中激动万分,第一时间便将这份喜悦与房老师分享。随后返回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办理后续手续交接,便顺利返程。晏妮也于同月顺利入职长安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西安,我终于回来了。

八、西交前沿新征程

这过去的十一年,仿佛是另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故事。这段时光似乎流逝得更快了。我常与学生们说,一个人的学术生涯中,博士生导师或许是最重要、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人。我虽在加拿大从事了四年博士后研究,但所秉持的基本学术思想与逻辑,早在博士阶段便已形成。自己的课题组建立之后,我常常思考:房老师当年是如何指导我做科研的?房老师担任校长期间极为辛劳,大量时间投入行政事务,在实验室的时间并不多,然而不知为何,总觉得房老师对待学生、对待学术那般亲切自然,这也奠定了我指导学生的方式。

当然,自己建立课题组亦遇到诸多不顺,挫折频仍。每每向房老师倾诉,他始终给予坚定支持,常说:“到一个新的、更好的平台,必然会遇到挫折。关键在于你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以怎样的方式去做科研,以怎样的品味去对待自己的人生。”在这一信念的支撑下,我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课题组,也有一些学生相继取得了一些成绩。记得刚发表第一篇独立通讯作者的《Angew. Chem. Int. Ed.》论文时,我第一时间向房老师发去了消息。房老师极为迅速地回复了我,表示了祝贺。这亦是我此后继续从事科研所获得的最大鼓励。我也常常带领自己的学生参加房老师的一些学术活动。面对这些徒孙辈的年轻人,房老师依旧给予他们极大的鼓励。

不知不觉在交大已近十年。我十分珍视所获得的一项荣誉——西安交通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我想,自己取得的点滴学术成绩固然离不开老师的支持、指导与帮助,但获得“优秀研究生导师”这一称号,更是从房老师身上一点一滴汲取而来的。

如今自己也做了导师,面对学生的不理解、面对他们偶尔的懈怠与抱怨,我常常忆起当年的自己。忆起房老师不允我留校、执意要我出国的那一日,忆起他审阅我的论文时那恨铁不成钢的目光。时至今日,才明白房老师的一片苦心。他何尝不想将学生留在身边?他只是看得更为长远,知晓在何种阶段应当给予我们什么,哪怕当时我们并不理解,甚至心存埋怨。如今回望,房老师为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对的。这份苦心,唯有自己为人师表之后,方能真正体会。

二〇二三年,时任前沿院党委书记刘莹老师、院长邵金友教授与我有过一次促膝长谈。他们提出,希望将房老师双聘至交大。我听罢,心中涌起一阵难以抑制的欣喜,随即又有些懊恼,如此佳事,我竟未曾想到。

此后,刘书记与邵院长多次拜访房老师。我由衷希望房老师能来交大担任兼职教授,继续引领我们前行。那段时日,房老师与蒋庄德院士在会议上亦有过多次交流,两位大家的惺惺相惜,更加坚定了房老师来交大双聘的决心。不久之后,刘书记、邵院长相继赴行政部门担任要职,但即便岗位变动,他们始终关心并促成此事。后来,这份沉甸甸的心意便落到了赵卫滨书记和我待之如兄长般的刘峰教授肩上。在王树国校长、卢建军书记以及后来接任的张立群校长等多方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下,终于促成了房老师在交大双聘兼职这件大事。

我们着实欣喜不已。很快,西安交大新概念传感器与分子材料研究院正式成立。与此同时,与陕师大新概念传感器及分子材料研究院一道,联合申报并成功获批了陕西省新概念传感器及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就这样,房老师在交大兼职的一段崭新历程,由此开启。

就在我行笔之际,研究院也正在有条不紊地建设之中。期待金秋落成之时,我们便可入驻新的研究院,继续在房老师的引领下,向前迈进,走向更远处。

九、感恩恩师

吾生有涯而学无涯。恩师始终如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不断前行。在学术上,他教诲我要开拓创新,做有意义、重要的工作;在人生中,他教导我面对挫折不可轻言放弃,永远坚定自己的信念,勇往直前。如今,我始终以房老师所传授、我曾用于PPT答辩的那句话自勉:勤勤恳恳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几个字质朴无华,但或许再也没有比这更恰当的字句,能指引我前行的方向了。

如今,虽常与房老师相聚,却也常常忆起初见房老师的情景,匆匆已逾二十载,连自己都有些恍惚了。与房老师相识,在其门下求学问道,或许便是改变我一生的契机。记得岁末与老家亲友相聚时,叔父问了我一句话,对我而言堪称灵魂拷问。他问:“为何你能从汉中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授?”我想,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本能反应:因为我遇到了房老师,成为了房老师的学生。

感恩感念,千言万语。我不知用怎样的言辞方能表达对恩师的崇敬,不知用怎样的行动方能回报恩师的信任,亦不知怀着怎样的情感、带着怎样的心境继续前行。但我深知一点:与房老师同行,是此生最幸运的事。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房老师七十华诞在即,学生无以为报,唯有将这份感恩化为前行的动力。恩师常说“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这句话早已深深刻入我的骨血之中。如今我也为人师表,有了自己的学生,我学着恩师当年的模样,告诫他们做学问先做人,告诫他们脚踏实地、不慕虚名。我想,这或许便是对恩师最好的报答,将他传授于我的,一点一滴传承下去。恩师是一棵参天大树,我们都是他枝头的叶子,无论飘向何方,根系始终深扎于那片沃土。

千言万语,凝成最朴素的言语:

祝恩师福寿绵长,松柏长青。愿您心中的那团火,永远照亮一代又一代学子前行的路。我们也必将这团火,化作心中的火种,传承下去,点亮更多年轻的生命。


学生何刚

2026618日初稿于贵州遵义干部学院

630日修改于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

723日定稿于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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